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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獨一性
——《虛構的古希臘文明》序文
作者：林鵬
來源：作者授權 儒家網 發布
原載于《名作欣賞》2015第4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仲春初旬日甲辰
耶穌2015年3月29日
【諸玄識按：林鵬小樹屋師長教師在其所作《文明的獨一性》序文中，提出了文明的“獨一標準”（文明誕生和可持續性的文明基礎），辭簡理博、一目了然。那就是“一分為二”：A.（器/形而下）：書面文字，超出方言；B.（道/形而上）：人文明成，文以載道。依照這般標準，在15世紀以前，即在中華文明輻射遠播至歐美、從而惹起“爆炸性效應”之前，歐洲不成能擁有“文明”。就像該書所論證的，東方個人空間的“古典文明”（希臘和羅馬）是偽造的；並且，埃及與美索不達米亞等“文明”，也是在“東方中間論”的陰影下被發掘、被濫用的。諸如：紙莎草、楔形文和《亡靈書》，以及漢謨拉比法典與赫爾墨斯聰明等，全都是以假亂真。這些代久年湮、絕蹤掉影的“逝世文明”，都是19世紀才“重見天日”的；而在中華文明向西澤被的近千年里，到處皆為文明戈壁。】
（一）歷史佈景
始于哥倫布的東方的海內擴張，年夜約經歷了五百年。由開初的歐洲列強之輪番勃興，到英法德俄諸國爭霸，再經過20 世紀的兩次世界年夜戰、及戰后的超級年夜國之冷戰與蘇聯解體，從而，世界進進了以“東方文明”為佈景的全球一體化。其間，從年夜約1770年月到1870年月的一百年間，逐漸構成了東方擴張主義的理論基礎——“歐洲中間主義”（東方中間論），而“歐洲中間主義”則樹立在東方的“古典歷史觀”——“希臘主義”——的基教學礎之上（編者：再加上那時的“當務之急”是，以“塑造希臘”來掩蓋歐洲百年啟蒙之“中國熱”）。
1840年鴉片戰爭之后，中國開始蒙受來自東方的致命重壓；內部世界的侵進，引發了中國社會內部的劇烈震蕩。其間，中國文明逐漸從抵御西學的“夷夏之辨”舞蹈場地，退守到“中體西用”，最終還是被“全盤歐化”了。
1915 年開始的“新文明運動”本質上是一種“向西運動”。“西”即“西學”：無論“平易近主”還是“科學”，都是“西學”的表現情勢（科學、平易近主和不受拘束經濟，本來都是華夏對歐美的“禮贈”）。西學的真源在華夏（阿拉伯是此中介），而作為東方這個“文明的暴發戶”的光宗耀祖的文明譜系，它被包裝為“希臘明日傳”。
（二）“東方文明”的中國觀念
現代學術界將“文字”的出現，作為權衡“文明”產生的焦點標準。“文明”一詞最早見于中國，《周易•乾•白話》：“見龍在田，全國文明。”“文”指“文字”，指“文雅”。“文雅”者，自堯、舜、禹，經湯、文王、周公至孔子的文明傳統之謂也。“明”指“昌明”。“文雅”，因文字而昌明于“全國”。這也是“文明”一詞的本來意義。
我們發現，在近代東方“文明”來源的過程中，“西學”大批引進了來源于中國文明的內容。例如，最後出現于法語中的“文明”（civilization）之概念，就來源于中國文明。在歐洲，“文明”一詞出現于18 世紀中期的法語中；最早應用的，是法國國王路易十六的財政年夜臣阿內•羅貝爾•杜爾哥（Anne Robert Turgot，他正在從事以儒學為內涵的重農學派的經濟改造）。17—18世紀的法國是歐洲傳播“中國文明”的中間，路易十五被稱為“中國之天子”，法國自詡為“文明”的傳教士（與在華的耶穌會士遙相呼應，神交天朝）。
杜爾哥是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之一，與源于中國的法國經濟學“重農學派”的成員廣泛接觸，可以說“文明”一詞最早由杜爾哥應用，絕非偶爾。（編者：與此同時，重農學派的領袖魁奈，號稱“歐洲第一個經濟學家”和“歐洲的孔夫子”；他引進中國的經濟理論及儒道兩家的“無為”；由此法語不受拘束聽任“laissez-faire”一詞問世，并被亞當小樹屋·斯密發揚光年夜）。私密空間
歐洲的“文明”的概念來自于中國文明之影響。前人云“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說的是孔子的“文雅”照亮了歷史。孔子的文雅傳統，不僅照亮了中國歷史；孔子的感性觀念（當時歐洲稱“天然哲學”），也照亮了歐洲年夜陸。所謂歐洲“啟蒙運動”是也。“啟蒙運共享空間動”者，以孔子“感性之光”照亮暗中的“神權歐洲”之謂也。
（三）古埃及和巴比倫等：尚未發現“文明內涵”
“文字”指書面語言系統，完全的文字具無形、音、義三個要素。漢字就是這樣一種“文字”，並且是全世界獨一的來源于上古的、原生的，至今仍然在應用的“文字”。東方諸語言的書面記錄是一種被稱為“拼音字母”的情勢，不具備“字形”要素，在“音聲”中家教尋“意義”，算不上是完全形態的“文字”。加以歐洲聚會場地歷史上應用紙張時間甚晚，之前缺少書面語言的載體，因此到18世紀末才有了“文明”的概念。（編者：歐洲中古與上古，幾乎滿是方言口語）
此外，我認為“文明”還有另一個標準，那就是“文以載道”。（編者：在1492年哥倫布憑借中國發明“發現新年夜陸”之前，即在人受制于地輿環境、天然占絕對優勢的歷史時期；任何一個“始生文明”和主流文明，都必須具有“道”——它起首是指“與天然息爭、和合”的聰明。東方沒有這樣的“道”，所以近代以前的歐洲不成能享有“文明”。東方中間論學者所發掘的古埃及和巴比倫等，也不存在“道”和相關的典籍。）
“文明”的“文”，是“文字”的“文”，這個毫無疑問。除此之外，中國還有一個概念，叫作“文以載道”。光有“文字”，沒有“載道”是不可的。除了有“文字”，還必須看應用該“文字”記載了怎樣的“文獻”。舉例來說，共享會議室埃及“象形文字”其實是圖畫文字，里面“載”了家教什么“道”沒有呢？東方學者說發現了古埃及的《逝世者之書》。但是，遺憾的是《逝世者之書》不僅沒有“載道”。實際上也并不存在《逝世者之書》這樣一本書。該書是19世紀德國一位三十歲擺佈的年輕人卡爾•理查•列卜修斯（1810—1844）編造出來的。再如，西亞地區發現的“楔形文字”泥板文書等，這類“文書”中最基礎沒有類似中國的現代群經、諸子、史籍等各類文獻的內容。換句話說，用“文以載道”的標準來權衡，找不到“道”的影子。沒有“載道”就談不上“文明”。
對古埃及的象形文字與古巴比倫的楔形文字的“釋讀”，是東方學者們在19世紀開始的。與其說是“釋讀”，不如說是“破譯”，或許毋寧說是“猜謎”；而“找到”破譯這些文字“鑰匙”的人，實際上并不是什么學者，年夜多是些二三十歲的愣頭青。法國人商博良是“破譯”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第會議室出租一人，當時三十二歲（1822年），“破譯”方式為“猜謎”。商博良開始研討古埃及學時據說是年僅十一歲的兒童。整個學術界對于“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研討就樹立在這樣一位法國小伙子“猜謎”的基礎之上。首位“破譯”西亞楔形文字的人是德國人，名叫格羅特芬德，當時二十七歲（1802年）。格羅特芬德是德國一名中學數學教師，據傳有一次打賭說他能夠破譯古波斯楔形文字，然后揣摩一下就“破譯”出來了。而英國人羅林森在二十五歲（1835 年）時又一次獨立“破譯”了楔形文字。羅林森既不是學者，也不是傳授，當時只是一名被派往波斯的英國年輕軍官，出于一時的興趣就輕而易舉地“破譯”了古波斯與古巴比倫的楔形文字，并將其譯文及論文發表于《皇家亞洲學會雜志》。
19世紀這幾位歐洲青年，在文字學“形、音、義”三要素中，只顧及字音，模擬假定“音值”，通過與偽書《希羅多德歷史》中若干人名的發音進行比對，用“破譯”或“猜謎”的方式1對1教學，將消散了千年甚至幾千年的三種現代語言或方言“準確無誤”地完整提醒出來，構成了近代東方的“東方學”基礎。但是，以中國學術的標準來權衡，樹立在這樣基礎之上的“東方學”，豈能可托！再者，《皇家亞洲學會雜志》是東方晚期“東方主義”的刊物，是為英國殖平易近政策服務的東西，缺少學術性1對1教學，缺乏為憑。
先前，在17世紀也曾有過類似方式，不過“破譯”對象則為“奧秘”的漢字。如柏林一位學者繆勒（AndreasMüller）聲稱，于 1667年11月18日發明了所謂的“中文之鑰”（Clauis Sinica）；運用他的“方式”，可以很是便利地把握漢字。當時在學術界惹起極年夜反響，信任他的年夜有人在，包含德國哲學的開山祖師萊布尼茨。假設漢字是一種滅絕了的文字，想來必定可以通過“中文之鑰”完整“破譯”出來。繆勒生前對其“發現”秘不示人，想賣個好價錢；據說臨逝世前將“中文之鑰”及其他手稿都銷毀了。
其后，一位名叫雅克•德•摩根的法國人，于20世紀初（1901年12月）“發現”了一件“世界級文物”——舉世聞名的《漢謨拉比法典》石碑。該法典碑刻為楔形文字（一種斷絕了的古拼音字體），據說距今約三千七百年，應用語言為古巴比倫語（早已掉傳），釋讀方式也是“破譯”（而非考釋），可“釋讀”比例達百分之百。現代人能夠毫無障礙地釋讀幾千年前的語言，那是與今完整分聚會場地歧的、并且久已掉傳了的殘碑，此中文字三千五百行，法令條文二百八十二條，對刑事、平易近事、貿易、婚姻、繼承、審判軌制等都做了詳細的規定；從其所“記載”的內容來看，居然均為19 世紀的觀念（概念體系），但該石碑卻又是反應“古巴比倫文明”經濟與社會狀況的獨一記錄。可托嗎？
從上述情況，我們可以年夜致領略，所謂“破譯”古埃及象形文字和西亞楔形文字的性質。略微理解考古學常識的人，一看就能了解《漢謨拉比法典》是假古玩；但歐瑜伽場地洲學者們硬要將其說成“國寶”，實在匪夷所思！當代美籍巴勒斯坦學者愛德華•薩義德揭穿了東方近代“東方主義”的實質：出于殖平易近好處的需求，19世紀東方學者們通過“編定文本”的方式，虛構了概念化的“東方世界”，目標是為了安排與把持東方世界各平易近族……。（編者：東方中間論學者發掘“古文明”的意圖有三：Ⅰ.為近代以前的、實際上是部落形態的“歐洲文明”樹立“文明奧援”；Ⅱ.為基督教找尋深摯而廣年夜的歷史文明的基礎；Ⅲ.揚西抑東，從而抹殺真正的文明母親——華夏）。
（四）合適標準的“文明”獨一無二
15世紀以前的歐洲沒有文明。1827年1月31日，歌德在談到中國的一部長篇小說時說：“中國人有成千上萬這類作品，並且在我們的祖先還生涯在叢林里的時候就有這類作品了。”就反應了這種情況。基督教和其他文明都不是“歐洲原生”。近代“東方文明”是在紙張及印刷術傳到歐洲之后才開始的。假如只要不斷更替的分歧族群及其所操的分歧語言，而沒有紙張，不克不及將語言記錄下來；那么，若何能夠化解部落對抗、凝成平易近族國家呢？若無紙張與印刷，則更不會有文明的積累？沒有文明積累的過程，也就不成能有“文明”。
從世界上的文獻源流來說，屬于原生的、達到了“文以載道”標準的聚會場地文明，有兩支：一支是中華文明，以儒學為代表；另一支是印度文明，以釋教為代表。活著界范圍內，只要原生的中國典籍是原汁原味地保留至今。而作為印度文明的代表，以1193 年最后一座釋教寺院——那爛陀寺——被伊斯蘭軍隊焚毀為標志，釋教從印度歷史上永遠消散了。古印度沒有統一的舞蹈教室平易近族與語言，佛陀說法傳道，應用摩揭陀土語；佛經結集為文字是在佛陀身后，據說最後交流結集應用巴利文，而漢譯佛經則年夜多來自梵文。古印度原文典籍貝葉書很少流傳下來。現存釋教典籍，除大批梵文、巴利文殘卷外，年夜部門以漢文譯本及躲文譯本的情勢舞蹈教室被完全保留下來。
古印度文舞蹈教室明也存在著偽造的問題。有人會說，在釋教之前不是有“吠陀文明”嗎？事實上，所謂古印度“吠陀文明”是19 世紀初才出現的概念，也屬于近代東方的“東方主義”（歐洲中間論）范疇。歐洲人在經營印度殖平易近地過程中，鑒于“古希臘文明”基礎淺薄，出于為本身尋覓陳舊優種“祖先”的需求，虛構“雅利安人進侵”的故事，編造了“印—歐語系”的學術謊言。《梨俱吠陀》等吠陀文獻的年月無法確定。據說這類文獻開初以“口傳”方法流傳，構成“文字”的歷史甚晚。現存《梨俱吠陀》由“天成體”寫成，而“天成體”出現于13 世紀初。說梵文在三千余年前一經出現就很是完備，至今沒有幾多變化，這顯然是違反語言演變的普通規律的私密空間。將《梨俱吠陀》等吠陀文獻斷定為公元前1500 年大公元前1000 年之間的說法，出自殖平易近主義學者馬克斯•繆勒的猜測，并無科學依據；后來找出了土耳其波加茲科易（Boghaz Keui）等地、據說是公元前14 世紀的某些“泥板文書”，斷定這些“泥板文書”上有“雅利安”君王的名字，用以支撐馬克斯•繆勒的立論。
由上文所述的歐洲人對西亞“泥板文書”楔形文字的“釋讀”，樹立在“猜謎”的基礎上；可知其對土耳其“泥板文書”內容的“釋讀”亦缺少嚴肅性，亦缺乏憑信。
中國現代文獻卷帙眾多、規模巨大。試舉明代文獻數端為例，如由皇家所編《永樂年夜典》（匯集文獻七八千種，註釋22937卷，目錄60卷，分裝成11095冊），佛家的官、私刻《年夜躲經》（少者6300余卷，多者達12600余卷），道教的《正統道躲》及《萬歷續道躲》（計5485卷）等皇皇巨典，紛歧而足。其他經、史、子、集四部各類文獻，各種典章軌制，各家詩詞、文集，各州道府縣處所志，等等，數不勝數。這才是真正的人類文明的大批遺產。同時期的歐洲，除了寫在羊皮上與《圣經》相關的幾頁“書冊”之外，沒見到有什么可稱“文獻”的東西。
中華文明向內部世界傳播文明，表現出來的，是像“鑒真渡東海，鄭和下西洋”那樣地傳播文明、傳播戰爭的“霸道思惟”；而判然不同于東方人以“歐洲中間主義”為思惟基礎，打著“科學、平易近主、不受拘束、人權”旗號的擴張主義與蠻橫。明天以“東方擴張主義”為佈景的“全球一體化”帶來一系列嚴重問題。概況看來，現在單極世界、一國獨年夜的“蠻橫主義”橫行全國，不成一世；但歷史表白，“蠻橫主義”憑借其政治、經濟、科技、軍事實力，可以橫行一時，但都好景不長。而以“仁者無敵”理念為基礎的“霸道思惟”則最基礎分歧。“霸道思惟”的基礎內涵包含中庸、平易近本、孝道、仁德、禮讓（修養、懷柔、文明）、義利之辨、和而分歧、成人之美、扶危濟困等焦點價值觀念。
我認為，與“霸道思惟”相較量，“蠻橫主義”終將敗下陣來，歷史的天平終將向以“仁者無敵”為焦點理念的“霸道思惟”傾斜。換句話說，可以制衡“東方擴張主義”的唯有“仁者無敵”的“霸道思惟”。
（五）世界歷史：需求“從頭固定一切價值”
山西國民出書社于2015年出書董并生著《虛構的古希臘文明》一書，具有特別意義。從新文明之“西向運動”，到傳統文明之“向東回歸”，恰值2015年正好是一百周年。經過百年輪回，人們看到一個陳舊文明從救亡圖存到文明上自我否認，再從追逐“四個現代化”到提出“中華平易近族偉年夜復興”目標的輪回過程。在此新文明運動一百周年之際，本書作者以大批事實為依據，提出“古希臘文明虛構論”，從源頭上系統地戳穿了“東方文明”的假面，提醒出“文藝復興”以來歐洲學者們虛構“古希臘文明”過程的年夜致輪廓，揭穿了“歐洲中間主義”的本質，發人深省、教學惹人沉思。
作者提出，歐洲近代“文明”來源于中國。無論是東方的“科學”，還是哲學和藝術，其源頭都在中國。歐洲人在其“近代文明”（初次文明）構成的過程中，為了隱瞞其真實來源，虛構了“古希臘文明”的概念；并以此為基礎，誣捏了東方“古典學術傳統”，為其“歐洲中間主義”服務。
本書考述內容尚屬初步結果，所提出的論點未必所有的成為定論；或許，毋寧說本書考述的內容，個人空間是對18世紀下半葉以來“古希臘文明”定論的周全質疑。信任本書的出書，對于瑜伽教室人們反思百余年來的中國歷史及五共享空間百余年的歐洲歷史，徹底解構三百年來的“歐洲中間論”，從頭認識“中華平易近族偉年夜復興”的責任與任務，具有現實意義與歷史意義。
20世紀英國有名歷史學家湯因比研討過全世界二十六種“文明”的生滅，提交流出了“中華文明救世論”，近年有人據此提出“中國文明的獨一性”。
我認為，與其說“中國文明的獨一性”，不如說是“文明的獨一性”，而這獨一的“文明”就是“中華文明”。概而言之，“文明”的標準應當是：第一，要有真正的“文字”，而文字必講座場地須具無形、音、義三項要素；第二，有了文字，還需求“文以載道”，未能“載道”，就算不上真正的“文明瑜伽場地”；第三，既稱“文明”，必須照亮歷史，唯有“中華文明”曾經照亮歷史，并為人類的未來指明了標的目的。
東方的“東方主義”與講座場地“希臘主義”相表里，一并構成“歐洲中間主義”的內核與幔帳。常言道“往偽存真”，釋教云“破邪顯正”；在廢除虛構的“希臘主義”之際連同邪惡的“東方主義”一并剪除，才幹澄清迷霧，徹底解構“歐洲中間主義”；也唯有這般，才幹完整彰顯“中華文明”的光輝。
現在應該到了根本治理，以中華文明“仁者無敵”的“霸道思惟”為圭臬，為人類戰爭甚至“天下昇平”（平全國）做出貢獻的時候了。這恰是“中華文明獨一性”的題中應有之義。
（載《名作欣賞》2015第4期）
責任編輯：葛燦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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